穆迪日前在报告中称，国家审计署关于中国银行业对地方政府贷款规模的数据可能少报了3.5万亿元。穆迪同时警告，中国政府性债务数额巨大，可能对中国银行系统构成威胁，并称这将导致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比率升至8%-12%，最差情况下甚至可达10%-18%。
无独有偶，另一家国际知名机构渣打银行最新研究报告也认为，目前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所欠的4万亿元到6万亿元债务永远不可能偿还，最后的解决办法可能是由中央政府承担。瑞信经济学家陶冬则进一步指出，国家审计署的报告将地方层面85%的债务归为由地方政府担保或直接承担责任的“地方政府性债务”，这是在为政府最终买单铺路。在国际机构对中国银行业几乎一边倒的“唱空”声中，只有中国股民的老朋友罗杰斯力排众议，声称这是“完全错误”的。
国家审计署公布的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高达10.7万亿，而且近一半要在最近两年半内到期偿还。消息出来后，已经有多位国内专家公开称，地方政府性债务目前仍在可控范围内，对它的偿还能力不必过于担忧。这些专家的看法，放在中国的具体环境中能够成立，但他们没有说出来的话是，中国政府对经济有足够的操控能力，即使债务偿还真的出现问题，政府也有能力解决。然而，外资机构却不这样看，一方面，他们认为国家审计署的报告少报了数据，另一方面，他们正是从政府可以包办“政府性债务”，看到了中国银行业的严重问题，因此才不约而同地集体发出了“唱空”中国银行业的声音。
按照主流说法，中国银行业经过多年改革，早已摆脱了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政策工具的角色，转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金融实体，并遵从一般的经济规律和商业原则来开展业务。
但是，国家审计署披露的债务情况却表明，中国商业银行仍是政府的政策工具，在国内专家看来，这可能正好提高了中国银行业的安全系数，但在国际专家看来，这是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风险。
商业银行所在的金融市场关系到一国的金融安全，因此无论是老牌市场经济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对商业银行的管制是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内容，商业银行必须服从政府的政策管理，当政府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要求商业银行上缴需要冻结的存款时，商业银行不能拒绝。但除此以外，中国商业银行在业务经营上还对政府存在着很大的依赖。由于中国经济一直是以投资扩张型来拉动的，而在投资扩张上，通常又是由具有政府背景的国有企业担任主角，在政府的要求下，商业银行对此表现得非常积极主动，比如在前两年中央政府提出4万亿投资规模时，商业银行的放贷随之出现“井喷”，今天所谓“政府性债务”中的相当部分就是那时候产生的。在这个过程中，商业银行已经放弃了它的“市场人”的角色，更多地起到的是政府的一个部门的作用，自然，在发放贷款的过程中，对项目的考察，贷款的审慎，一概都放到了次要的位置。
中国商业银行毕竟已经走上了市场化的道路，它总要在某些方面顽强地显露出“市场人”特征。在积极向具有政府背景的工程项目提供信贷的同时，商业银行只能把“市场化”角色加倍发泄在与政府没有关系的对象身上。比如，当央行不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信贷“头寸”开始吃紧时，商业银行首先压缩以民营资本为主体的中小企业的信贷，哪怕面对不断传出的中小企业“倒闭潮”新闻也无动于衷。再比如，中国商业银行不断地以“国际惯例”为名，或者干脆自创名目，向以老百姓为主体的储户收取各种杂费，即使银监会要求清理，它们也可以用“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手法来维持这份收益。
由于中国银行业在中国经济运行中所处的这种特殊地位，因此，尽管遭遇外资机构集体“唱空”，但在政府的保护之下，中国银行业依然会活得很好，不会像国外银行一样，稍有不测，就面临破产威胁。但是，中国商业银行既然得到了政府的护佑，就必须继续承担政府政策工具的角色，而无法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市场人”，这种缠夹不清的关系将使我国商业银行时时处于被外资机构看来是巨大的风险之中。显然，只有当商业银行真正摆脱了与政府的关系，简单地说就是它面对政府做担保的贷款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不”的时候，中国的银行业才能算是真正地长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