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的人一说话，现场的几十家钢铁企业马上就安静了。所有人都想要认真听听这个来自产业协调司的官员，给这个历来被政策关注颇多的行业带来了怎样的消息。
这是3月21日的一个行业内部会议。上述官员透露，从今年开始，整个“十二五”期间，中国钢铁产业开始重新布局。首要目标是全国39家城市型钢厂，按照沿海沿边的原则，五年时间内，搬离城市。
相关政策正在制定。文件名称为《钢铁产业生产力布局和调整规划》，这是国家“十二五”规划下属18个重点规划之一，经国务院审批通过后将开始实施。
一旦开始行动，这将是自抗战时期以来，中国钢铁史上最大规模的集体迁徙，涉及产能2.28亿吨，是目前全国钢铁总产能的30%。
国家发改委官员显然考虑到这一政策信号给所有在场人员带来的震动。她特意提醒说，“我们会有序推进城市钢厂的搬迁，大家一定要注意是有序，不是所有的钢厂都搬迁。”
尽管如此，一场钢厂搬离城市的运动已不可避免。国家发改委随后将会发布钢厂需要搬迁的五个条件，只要能够同时满足这五个条件的，将必须搬离城市。
在当天的会议讨论中，宝钢集团发展规划总监吴军向在场的发改委、工信部、环保部的官员和几十家钢铁企业的规划负责人问道：“北京奥运会，首钢搬迁了；上海世博会，浦钢搬迁了；广州亚运会，广钢搬迁了，下一个被搬迁的将会是谁?”
根据政府的规划，吴军得到的答案将不是“下一个”，而是“下一批”。
搬迁新规
按照政府的打算，实际上要搬离城市的不只钢铁一个行业，还包括有色、化工等行业企业。国家发改委官员说，“这是从环保、城市居民的生命安全做出的考虑，因为这些都是高污染产业。”
国家发改委希望通过布局调整，能够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同时解决中国钢铁工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三不综合症”，城市型钢厂正是其突出代表。
中国目前存在的城市钢厂，大多是建国初期，为了建设城市和发展工业而兴建的。有的地方，则是城市因钢厂而生。50多年来，城市钢厂为地方经济发展立下汗马功劳。发展至今，很多都成为当地重要的就业和财税来源，对于那里的居民和职工来说，已经无法分清钢厂和城市的界限。
但随着最近几年，各地“跨越式发展”理念的兴起，钢厂正越来越成为城市跨越的障碍。国家发改委官员说，有一部分城市钢厂，与城市定位发展是不相符合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
根据国家发改委最新的摸底结果，全国位于省会直辖市的钢厂有20个，城市型钢厂总共有39个。2009年，39家的城市钢厂的总产能是2.28亿吨，占全部总量的39.5%，也就是说，中国近40%的产能是由城市型钢厂创造的。
这并不意味着，2.28亿吨的产能都需要全部搬迁转移。国家发改委的官员说，城市钢厂搬迁，要科学论证，因地制宜，统筹规划，依据钢厂发展和城市功能定位的差异，以优化钢铁产业布局为目标，逐步推进城市钢厂搬迁工作。
据透露，国家发改委将会划定城市钢厂搬迁的条件，涉及五个方面。具体内容还在制定中，一旦制定完成将会征求行业意见。
知情人士说，一些有较好的资源依托、城市对钢厂的依赖性较大，并有较强竞争力的大型城市钢厂应该不会搬迁，而对于已经与城市发展存在明显冲突的、装备落后、且整个区域内钢铁产能已经过剩的中小型城市钢厂来说，要么被搬迁，要么被关闭或转产。搬迁的钢厂需要选择资源、运输和市场条件较好的区域，建设高水平的钢厂，但总量会被严格控制。
国家发改委官员透露说，在“十二五”期间，对东北、华北和华东地区的钢厂会采取减量调整;对东南和西南地区，将会是等量淘汰和改造；西部地区将是适度增量，跨越发展。
这意味着，城市型钢厂根据自己所属的不同区域，命运已经基本被划定。
据悉，首批纳入搬迁计划的钢厂有五家，分别为重庆钢铁公司、青岛钢铁集团、杭州钢铁集团、石家庄钢铁公司、合肥钢铁公司五家钢厂。它们已经出现在政府的名单上。迁徙的代价注定会很沉重，粗略计算仅这五家钢厂总资产约为700亿，员工8万人，总产能超过两个老首钢，达到2000万吨。
在搬迁的同时，政府对“十二五”期间钢铁产业的要求是严格控制产能规模，五年内基本保持在目前的产能水平。而眼下，国务院对三年内不核准任何新建钢铁项目的禁令尚未撤销，搬迁项目能否拿到核准批文尚未可知。企业则在怀疑，城市钢厂更多向沿海沿边布局，对于市场和整个庞大臃肿的钢铁行业来说，究竟会面临怎样的考验。
沉重之路
无论是对企业还是地方政府，城市钢厂搬迁，都非易事。从计划、选址、论证到最终的建设乃至投产，一般至少需要5年。再加上，最近几年整个钢铁行业利润处于历史低位，新钢厂要想正式实现盈利，则需要更长的时间。
从目前已经搬迁的钢厂来看，“赚钱”似乎仍是一种奢望。以首钢曹妃甸项目为例，自2005年开始搬迁，至今已经6年，尽管国家同意返还首钢4年增值税、所得税共计38亿元，同时给予国债贴息19亿元以及其他资金支持170亿元，至今其曹妃甸项目仍为亏损;鞍钢的鲅鱼圈项目也未真正实现盈利。
为举办世博会，宝钢从2006年便开始将其位于浦东新区的浦钢搬迁至宝山罗泾，耗资超过140亿。3月24日，宝钢集团发展规划总监吴军对本报表示，对于新浦钢来说，还谈不上盈利。
对于宝钢、首钢、鞍钢这样的大钢厂来说，搬迁后盈利尚如此艰难，对于那些本身盈利水平就差甚至亏损的中小钢厂来说，搬迁之后的盈利预期将更加渺茫。
而搬迁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变数也将影响到钢厂乃至地方的发展。广钢和柳钢的搬迁即是例证，这两家背后分别依托宝钢和武钢的两大巨头的钢厂搬迁工作至今已经7年有余，仍未获批。
举世瞩目的首钢曹妃甸基地于2005年开始建设，由首钢和唐钢联合投资，规划1500万吨精品钢材基地，一期工程规模800万吨，总投资635亿。2008年10月，曹妃甸一期工程点火烘炉成功，但由于遭遇经济危机，曾被寄予厚望的首钢曹妃甸基地，一直拖延近一年后才正式投产，按照首钢的计算，如果当时就投产，首钢每生产一吨钢就将亏损1000-2000元。
事实上，直到今天，曹妃甸项目仍在亏损。不仅如此，由于河北省力推当地钢铁重组，占曹妃甸49%股份的唐钢，正在计划退出。首钢发展规划部相关人士承认，“首钢曹妃甸项目确实遇到了一些困难，包括亏损等，有些是由市场造成的，有些是由于搬迁中一些问题没有处理好造成的。”
河北冶金行业协会秘书长王大勇说，首钢曹妃甸亏损不全是因为搬迁，它本身有很多的原因，选址问题，受市场、环境、原材料方方面面的影响。
首钢搬迁至曹妃甸，不仅品尝到了亏损的苦涩，而且还见证了螺纹钢、线材等“大路货”钢材价格超过一贯被称为“高端精品”的冷轧板材价格的全过程。在业内一些人士看来，这对一直过于强调钢铁产品向高端升级的产业政策导向来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中国冶金工业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陈凌表示，曹妃甸项目是新建厂脱离了实际，追求高标准、追求大投资。从行业发展说，钢厂投资应该是有一个前提的，不能这么跳跃，说干就干。但首钢新建基地就是追求口号式的东西，投资最高，不考虑需求。“当然首钢搬到曹妃甸是为了行业的发展，但是发展脱离经济，投入那么大，建立之日就是亏损。”
宝钢集团发展规划总监吴军说，钢厂搬迁，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一般都需要好几年的时间，这个过程中，对于企业来说，第一个面临的就是资本的损失，此外还涉及到职工分流安置、对新厂区和新市场的熟悉等问题，但最主要的是原有企业队伍和技术能否继续延续。钢厂搬迁，并不是拆几座高炉，新建几座高炉那么简单。
吴军坦言，无论是对于宝钢还是首钢，搬迁新建的钢厂就像一个新生的婴儿，要求马上就有回报是很难的。但他也表示，中国钢铁企业面临的市场正越来越恶劣，经营压力越来越大，这意味着钢厂搬迁所面临的压力巨大。
工信部原材料司钢铁处的官员说，钢厂搬迁有利于资源整合，短期内亏损是有原因的，重组人员安置，资金短期内肯定也不能立刻落实到位，出现亏损是肯定的，但是长期内还是这个情况就需要研究了。
重钢样本
在已经被国家发改委明确列入今年搬迁计划的五家钢厂中，重钢是唯一一个真正开始行动的。
重庆钢铁集团地处中国重庆直辖市中心地段大渡口，前身为1890年9月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1938年3月内迁至重庆，1950年轧制生产出我国第一根铁路重轨，铺筑了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1995年6月，改制为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目前是西南地区重要的中厚钢板生产基地之一。2008年，重钢搬迁工作正式开始。选址重庆长寿新区。
新重钢总投资300亿，占地6平方公里，由原来的旧厂区置换而来。3月21日，重钢副总经理董荣华对本报说，重钢原来在老城区，地处市中心，早在十年前，市里面就有重钢搬迁的想法，但是考虑到钢厂搬迁涉及面太大，迟迟没有下定决心。
老重钢总资产近200亿，职工2.6万人，产能350万吨。随着重钢的搬迁，2.6万职工将有一部分被分流到房地产、建筑等非钢产业中，而重钢的产能则提升到650万吨。董荣华说，这个数字主要是基于国家发改委2004年的时候提出的对新上钢厂等量置换的要求。
按照董荣华的说法，重钢搬迁是必然的选择，地处市中心，无论是对于重钢还是城市的进一步发展都不利。搬迁后，老厂区5平方公里左右的土地，将成为重庆市综合用地，其中一部分将建成一个工业博物馆。
新重钢的厂区现在距离主城区50公里，在长江边上，这个位置是重庆规划的100万人口的一个很重要的卫星城，在拓展重庆城市功能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据说，这是重庆市市委书记薄熙来和市长黄奇帆亲自选择的位置。
新重钢的搬迁，从正式提出至今，至少已经过去五年，期间，无论是选址、土地还是人员分流，需要解决的诸多问题中，大部分都不是重钢自己所能解决的。对于眼下的新重钢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来自国家发改委的“准生证”。
在2010年新重钢第一条生产线开工建设之前，重钢搬迁的所有环保、土地、铁路、水利、安全等方面的材料都已经完成，并完成评估，早在2008年就已上报。不过，随着2009年国务院突然提出，三年内不批任何新的钢铁项目，新重钢至今也就没有得到国家发改委的核准。
由于没有“准生证”，重钢搬迁之前与国家开发银行签订的200亿的授信，无法放贷。无奈的重钢只能通过其他的手段进行融资，这导致新重钢尚未建成，就已经背上了72%的资产负债率。
除了贷款受限，新重钢还有很多优惠政策享受不到。新重钢被工信部授予循环经济示范区称号，但是由于没有得到国家发改委的核准，根本享受不到相关的奖励政策和资金。
董荣华说，到今年6月份，我们的第三座高炉马上就要投产了，现在等于是孩子都会跑了，还没有准生证。对于企业来说很难受，但是也没有办法。
尽管如此，现在来看，重钢成功搬迁还算是幸运的。在国家发改委此前的计划中，城市型钢厂的搬迁，对新钢厂的布局要求是沿海、沿边、沿江，但是新政策已经不再让钢厂沿江布局。董荣华说，重钢要是晚两年搬迁，在长江边上的选址计划可能就会存在问题。
董荣华认为城市钢厂搬迁的新政策如此规定有些欠妥。他说，中国钢厂布局不能只谈沿海沿边，内陆钢厂本身还有吸纳当地废弃物、满足当地发展需求等功能，只是需要在规模和产品结构上考虑。
目前，青岛钢厂新址规划青岛胶南董家口，面积达9000亩，是目前厂区的四倍，具体搬迁方案尚未出台;石家庄钢厂计划选址沧州黄骅港，搬迁计划尚未出台;杭州钢厂和合肥钢厂的搬迁计划也都在讨论之中。
更多的城市钢厂都还在等待政府具体的搬迁条件，论证选址规划。几年后，在他们身上，重钢和首钢的轨迹或许将会再次上演。
搬迁之辩
此次国家发改委酝酿出台的 《钢铁产业生产力布局和调整规划》，是继2005年出台《钢铁产业政策》，2009年出台 《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之后，政府再次出台的一份针对全行业做出战略调整的文件。
前两份文件中，第一份现在被业内指责为过多强调扩大钢厂生产线，最终导致产能由3.56亿吨增加到7.7亿吨，其中未批先建近4亿吨;又由于过于强调提高板管比，造成新的产品结构过剩，螺纹钢线材大路货价格超过某些精品板材。而对于重在强调通过联合重组进行结构调整的《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至今配套政策尚未出完。
国家发改委推动城市钢厂搬迁，意在解决中国钢铁行业生产力布局和消费布局不协调的局面，同时为钢厂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共同创造条件。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调研，目前中国钢厂存在明显“东多西少，北重南轻”的特征。东部地区仅华北和华东两个地区的产能占全国近70%。而如果以长江为界限，长江以北占61.1%，长江流域占23.5%，那么这两个区域就占了近85%，长江以南的占15.4%。具体分区域看，华北地区有3亿吨的钢铁产能，超过当地消费1.3亿吨;中国唯一一个需要钢材净流入的是西南地区，净流入3000万吨，东南和西北基本上是持平。
中国特钢协会顾问胡明洋透露说，根据发改委的意见，有一定条件的城市钢厂将搬迁，存在重污染的钢厂也将必须要搬迁。他表示，解决城市钢厂的生存一个是从资源、能源、环境的整合来考虑，另一个则要从技术提升的角度来考虑。
在河北冶金协会秘书长王大勇看来，城市钢厂搬迁不能只以环保为唯一条件，要有很多考虑的因素，比如能源原材料市场、选址、人员安置等问题。王大勇说，城市钢厂搬迁国家的想法是很好的，因为要科学发展，要以城市发展为主，不能影响人们的生活。
国家发改委的官员称，通过政策规划，最终我们要将钢铁产能总量维持在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合理水平，落后产能比重要进一步降低，产业布局和产品结构得到明显优化，钢铁产业初步实现发展方式转变。
但在山东钢铁集团人士看来，钢厂发展方式转向何方，将由市场决定，而非政策。“比如武钢，他挣钱并不是因为搬迁，也不是因为他靠近沿海沿江。城市钢厂搬迁的政策，有待商榷”。
眼下，与城市钢厂搬迁相矛盾的政策是，国务院有关三年内不核准任何新建项目的禁令尚未撤销，这意味着会有更多的钢厂搬迁将遇到与重钢类似的问题。不过，有人猜测，随着搬迁和布局调整的推进，国家发改委对钢厂核准的大门也许不久就将会敞开一道缝隙。
另一个无法忽略的情况是，与钢厂搬迁相伴的，往往是新一轮产能扩张。宝钢集团规划总监吴军说，无论是宝钢还是整个钢铁行业，都需要转变结构和发展方式。但钢铁行业的特性决定了钢厂建设需要具备一定的规模，如果形不成规模，可能发展和效益也会受到局限。
今年两会期间，本报记者先后见到首钢董事长朱继民和武钢总经理邓崎琳，采访中，这两位都经历过搬迁的钢铁大佬，一个边摇头边说，“曹妃甸项目确实遇到了问题”，另一个则说，“防城港项目已经把我搞得精疲力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