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一月央行在金融危机后首次提高银行法定准备金率以来，央行已经连续九次采取这个货币数量工具，来遏制货币超发的问题。相比之下，在这段时期里使用加息这个货币价格工具只有两次，可见央行对提准的偏好要明显高于加息。这使得一部分市场人士颇为不满，认为管理层决心不大，采取紧缩性措施力度不够，主张只有多次加息才能遏制目前流动性泛滥引发的各种问题。
事实果真如这部分人士所认为的那样吗?或者说，只有频繁动用价格工具才能起到抑制通胀的效果吗?应该说，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并未说出全部的真理。
作为货币政策的两种重要工具，提高银行准备金率和加息既有共同点，也有诸多的区别。一般来说，两者都能通过货币乘数效应达到减少流动性、进而防止通胀和抑制经济过热的倾向。但存款准备金制度主要针对的是货币供给方，通过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方法减少银行可供贷款的数量，是一种较为直接的控制货币供给的方法。而加息则是主要作用于货币需求方，通过提高信贷资金成本的方法，减少市场对货币的需求。
在经济环境日益复杂的时候，央行根据“相机抉择”的方法，更频繁地使用了货币数量工具而非价格工具，更多地是从维护金融安全、保持经济稳定发展的角度考虑。从上世纪初期开始设立存款准备金率制度以来，其核心的功能就是确保银行体系不因过多的放款而发生清偿危机。目前我国的商业银行总的来说并未出现超过安全边界的危机，但也存在着诸多可能引发债务风险的隐患。在经济快速发展有巨大需求以及银行内部的放款冲动下，一些银行的放贷风险大大提高。显然，提高准备金率有助于为银行的放贷行为筑起一道理性的“防火墙”，降低可能出现的坏账比率。
更为重要的是，和加息相比，提高银行准备金率的手段可以避免加重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和抑制居民的消费需求。提高准备金率主要是针对银行本身的一种调控措施，并不会直接给借款人增加负担。但加息却会在收缩银根的同时，提高资金的使用成本。据测算，目前地方融资平台上的总债务规模有4万亿以上，这就意味着利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地方债务就会增加400亿元以上的债务负担。这无疑会使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地方财政雪上加霜，也使银行的债务风险大大提高。
此外，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相比，加息还有可能减少居民的消费意愿，这又与扩大内需、刺激消费进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相冲突。事实上，央行的最新调查表明，经过两次加息后，41.6%城镇居民偏好“储蓄存款”，只有14.2%的居民倾向于“更多消费”，为1999年调查以来最低值。
不仅如此，加息能否对当前抑制通胀产生实际效果也很值得商榷。目前中国的通货膨胀是一种由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共同作用的混合型通胀，加息对抑制需求有作用，但对工资增加、粮食和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带动的通胀却无能为力。
正是基于以上权衡利弊，央行在目前的环境中更倾向于使用提高准备金率而不是加息。换句话说，加息并非是当前宏观政策的最优选择。当然，银行准备金率并非越高越好，因为过高的准备金率会严重影响银行的正常经营和活力。面对银行准备金率已达历史高点的现实，考虑到通胀性质的复杂性，以后动用利率工具的可能性也许会不断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