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以“地条钢生产特区”闻名的古城荆州再次陷入舆论的旋涡。
11月2日，面对荆州群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楚航分公司(下称楚航公司)旷日持久的粉尘、废气和噪音污染，几近绝望的长江大学(西校区)师生和附近居民先后来到荆州市荆州区政府和荆州市政府请愿，并以“跪拜”的极端方式请求妥善解决楚航公司污染问题。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早在四年前，楚航公司就已经上了相关政府部门的环保“黑名单”。2011年6月21日，湖北省环保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公布的今年首批挂牌督办的环境违法案件中，荆州共有8家公司上榜，楚航公司位列第一，解决时限为2011年10月31日前。
然而时至今日，污染仍在继续。
四年抗战未果
11月4日，长江大学西校区上空泛黄，炉焦味扑面而至。
此处位于楚航公司正南面，距离厂区最近处不足300米。《中国经营报》记者在实地调查走访中发现，许多学生均掩面从河滨学生公寓走出来赶着上课，有的干脆戴上了口罩。
“许多师生都出现头痛、皮炎、咽喉炎等慢性疾病，甚至有多年居住于此的教职工罹患白血病、癌症。污染已严重危害了1.5万名师生的身体健康，影响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多名教授表示。
就在两天前，长江大学近150名师生员工第二次走近荆州区政府恳求将建在校园边的非法钢厂搬走，但并没有得到积极回应。被逼无奈，近20名教授跪在了荆州区政府门前。
一位参与下跪的教授介绍说，今年3月31日与区政府会谈时，荆州区分管工业的领导曾口头承诺，对师生反映的问题坚决整改，半年后整改不到位坚决搬迁工厂或者拆掉。然而，8个月过去了，楚航公司环境污染状况并没有改观。
事实上，这种上告与反复已经持续了四年之久。
据本报记者了解，早在2007年10月楚航公司投产之初，因为粉尘、毒气污染问题严重，长江大学部分师生代表就曾实名向温家宝总理办公室、国家质监总局、国家工商总局举报，并先后向湖北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厅，荆州市市长、政协等机构实名举报。
一位长期参与实名举报的教授向记者出具了一叠资料，包括荆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对楚航公司中频炉实施关闭的通知(荆区政办发【2011】51号，2011年8月12日印发)、湖北省环保厅关于楚航公司环境污染问题查处督办的通知、楚航公司营业执照以及荆州市环境保护局、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对金卫斌、王谧、汪舜介等三位政协委员提案(荆州市政协第221号提案)的答复等。
2010年3月18日，湖北省环境保护厅下发的督办通知中指出，责令公司立即停产，荆州市环保局会同荆州区政府从严督促整改，“整改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恢复生产，如经整改仍然不能达标，必须责令彻底关停。”
“如果官方态度明确，依法办事，按这些材料和处理意见公司早就关停了。现在关键是荆州区政府和楚航公司的关系很‘暧昧’，导致事件久拖不决。”长江大学农学院一负责人私下对记者表示。
楚航变形记
根据荆州市环境保护局文件显示，楚航公司成立于2004年12月14日，地处荆州区纪南镇三红村318国道一侧，项目总投资1.7亿元，年产钢材16万吨，职工总数500人。
2004年4月9日，荆州市发展计划委员会对其“年产不锈钢带20万吨，碳钢3万吨”项目予以立项批复，4月28日在荆州市环境保护局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报批手续，同年下半年开工建设。然而，该公司在未经市环保局验收合格的情况下就擅自于2007年9月30日投入生产。
荆州区环保局一位负责人称，公司从建立以来，环境检测中心站多次检测出噪音、粉尘和气体严重超标。荆州市环境保护局、质量技术监督局以及荆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也多次向其下达《环境违法行为限期改正通知书》、《停止生产通知书》，责令停止使用淘汰设备进行生产，补办技改环评审批手续，改正违法排污行为，经验收后方可恢复生产。不过，“风声一过就没人再去过问了”。一位在附近工厂上班的吴姓职工表示。
记者查阅相关资料发现，在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报批手续时，楚航公司项目申报单位一栏写的是荆州市津海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下称津海公司)，而生产借用的则是荆州市群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下称群力公司)的生产许可证。
荆州市质监局方面也表示，在执法人员对公司进行检查时，几次发现存在产品标注的企业名称、地址与生产许可证上的企业名称、地址不符的行为，产品也因质量偏差超标被认定为不合格。
据了解，群力公司是2003年在原沙市钢铁厂基础上改制而来的，原法人代表为吴振炎，出资人包括林传庚、林传桢等，目前下设大仁、友元、津海等子公司。在沙市钢铁厂破产重组中群力曾立下大功，不仅妥善安置了1500多名职工，也将当地大型企业“救活”，实现了“从破产企业到纳税大户”的转变。据荆州市群力金属制品有限公大仁分公司一位杨姓负责人透露，“几个分公司独立经营，单独核算，共同使用群力公司的生产许可证。”
而楚航公司的原法人代表为林传庚。据2009年9月18日荆州市工商局发布的企业变更公告显示，公司持股结构由林传祯持股8.75%，林传庚持股0.625%变为林传庚持股91.25%，陈健持股8.75%。
正是因为两家公司的资本关系，2009年，具有生产不锈钢带和低碳钢资质的楚航公司(原名荆州楚航特钢制品有限公司)改称荆州市群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楚航分公司，并向荆州市工商局申请登记事项变更登记，经营范围改为“加工、销售冷轧、热轧带肋钢筋、光圆钢筋、线材，销售金属材料”，并于当年7月28日领取新的营业执照。通过借用群力公司钢筋混凝土用热轧钢筋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证书编号：XK05-001-00424)，楚航公司的“地条钢”生产规模也扩大了数倍。
记者多次拨打群力公司办公室一吴姓负责人的手机求证，截至记者发稿时，一直无人接听。
隐形生存法
据荆州市环境保护局2010年4月发布的文件显示，楚航公司虽经多次整改和技术改造，仍有部分生产设备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比如，其使用的7台(套)30吨中频电熔炉属于国家明令淘汰的落后生产工艺。
不仅如此，文件中还提到，楚航公司项目建设内容与报批内容并不相符。2004年申报建设内容为60tEAF炉一台，60tAOD一台，60tLF一台，而实际使用的却是中频电熔炉。生产的产品也并非之前申报的不锈钢带和碳钢，而是以废钢为原料生产的“地条钢”。
据了解，“地条钢”是以废钢铁为原料、经过感应炉等熔化、不能有效地进行成分和质量控制生产的钢、及以其为原料轧制的钢材，由此也产生大量烟尘污染。
11月4日，记者辗转来到位于318国道一侧的楚航分公司，厂区门口挂有“荆州市群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楚航分公司”和“荆州区公安局驻楚航公司民警室”两块牌子，近十辆满载废旧钢铁的卡车停在公司门口两侧的路边上等待验货，厂区内仍不时发出刺耳的声音，几辆铲车来回运废旧钢铁进入厂房。据附近村民介绍，“虽然3号下午政府把工厂用电给掐了，但公司货物交接仍在继续。”
11月7日，荆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党组成员杨建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区政府已责令楚航公司无限期停产，并要求公司尽快拿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否则将启动选址、搬迁工作，甚至依法取缔。”一位参与“跪拜”的教授则表示，“我们坚决要求厂区整体搬迁。”并不相信楚航公司有整改成功的可能。
在上述教授提供的荆州市政协委员提案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中，长江大学农学院教授、荆州市政协委员金卫斌等写下了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市质监局、环保局对该厂的监督是有效的，但市委、市政府，荆州区区委、区政府对该厂的监督是乏力的。提案人对市质监局、环保局的工作是满意的，但对荆州区委、区政府的监管工作表示失望。
灰色GDP
“企业本身存在诸多违法问题，市区两级政府下决心没有管不了的。在执法难的背后，是政府对GDP和税收增长的考量。”长江大学农学院一负责人表示。
荆州被誉为湖北经济发展的“龙腰”，在全省经济发展中被寄予“壮腰”的厚望。然而，分析湖北近几年的发展数据，荆州经济发展状况并不理想。
相关数据显示，2010年荆州市实现生产总值837.10亿元，远远落后于宜昌的1547.3亿元和襄阳的1538.3亿元，在湖北的排名也从2005年的第四位下降到2010年的第五位。
“把招商引资及项目建设作为加快经济发展的最有效、最直接的途径，作为‘一号工程’和‘一把手工程’来抓”的表述屡次出现在地方政府工作方案中。对经济发展的追求和招商引资的渴望无疑加剧了地方政府“重经济效益，轻环境保护”的心态。
据了解，这一项目原本计划建在宜昌，但因环评没通过被当地取缔，后由荆州区招商引资进来。
长期参与实名举报的一位教授对记者表示，今年3月31日在长江大学30名师生代表与荆州区政府主要负责人会谈中，区内官员回应师生质疑时称：“企业行为是违法的，也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理应取缔，但因企业投入太大，区里又需要财政收入和GDP的增长，暂时不能取缔，只能要求整改。”
在今年4月11日荆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楚航公司被贴上了金属制品加工骨干企业的标签。其中这样表述道：“金属制品加工：以沙市钢管厂为龙头，以龙江龙、楚航特钢、带钢厂为骨干，大力发展钢管、金属标准件和钢构件等系列产品。”
“楚航项目是当时荆州区一位主要领导引过来的，按理说早就应该关停了。但公司对当地税收贡献巨大，政府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上述负责人说。
记者查阅相关资料发现，荆州区纳税过千万元的企业、单位共有13家，其中生产型企业仅5家。今年2月9日，荆州市对中心城区纳税过千万元的先进单位予以隆重表彰，楚航公司以纳税1496万元的突出贡献获得政府2万元的奖励。
这也许能解释这样一家被国家环保部查处督办、湖北省委省政府重点督办、人民群众多次投诉、反映强烈的企业为何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反而在当地头顶诸多“光环”，集百般宠爱于一身。
据知情人士透露，目前国家信访局已介入此案。本报也将密切关注事态进展。
业界观察 艰难的转型
楚航“污染门”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经济在转变发展方式过程中经历的阵痛。
“这是中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必定会付出的代价。”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副教授柯坚表示。
目前，我国盛行单一的以地方GDP增减作为衡量地区发展好坏的评价体系，这无疑强化了地方政府，特别是处于奋力追赶阶段的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和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奉行“GDP至上”的策略，“重经济效益，轻环境保护”。
目前，中国环境整治的思路主要采用“末端控制”的方式，即通过法律赋权，行政管理部门设定相应排放标准，以达到管制的目的，污染产生后再考虑如何消除对人身健康的损害。而西方则主要采用从源头开始并贯穿始终的“全过程控制”法，在此过程中，立法的作用并不在于事后的补救，而是在于源头的预防，从而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平衡。
“评价社会、经济发展的好与坏，绝非一个指标可以承载。实际上，我们忽视了经济发展过程中付出的环境代价和治污损失，有相当一部分GDP被环境污染治理的成本抵消掉，这些成本会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体现。”柯坚说。而去除“灰色GDP”，改变企业发展方式也是地方政府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