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债务危机”这个词似乎总是与发展中国家相关联。但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新一轮的债务危机又开始发作。不过这次的对象不再是发展中国家，而是缠上了发达国家。债务危机从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国家，揭示了发达国家发展模式的重大缺陷。这对中国来说是值得警惕的教训。
上世纪七十年代，拉美一些国家经历了一段经济高速发展。由于经济发展对资金有巨大需求，在内资不足的情况下，一些拉美国家开始大肆举债，企图借用外资在短期内实现现代化。从1976～1981年，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迅速增长，1981年外债总额积累达5550亿美元，到1986年底更是突破了1万亿美元。负债最严重的包括拉丁美洲地区诸国，约为全部债务的1/3，其次为非洲，尤其是撒哈拉以南地区。1985年这些国家的负债率高达223%。
1982年8月，墨西哥因外汇储备已下降至危险线以下，无法偿还到期的公共外债本息，不得不宣布无限期关闭全部汇兑市场，暂停偿付外债，并把国内金融机构中的外汇存款一律转换为本国货币。墨西哥的私人财团也趁机纷纷宣布推迟还债。继墨西哥之后，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秘鲁和智利等国也相继发生还债困难，纷纷宣布终止或推迟偿还外债。这就是当时震撼世界金融业的拉美债务危机。
债务危机对拉美国家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和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大量资金流向国外，国际收支更趋恶化，资本货、能源和原材料的进口大幅度下降，经济发展速度严重受挫，通胀率猛升。整个80年代，拉美地区的GDP年均增长率仅为1.1%，个别年份甚至出现负增长，工业产值年增长率只有0.5%，人均收入下降10%，除个别年份外，通胀率一直保持三位数，1990年甚至高达1491.5%。拉美债务国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是整整“停滞的十年”或“失去的十年”。
时过境迁，在拉美债务危机爆发不到30年的时间后，债务危机的阴影开始再次笼罩全球，不过这次的主角却换成了一向号称信用好、偿债能力强的发达国家。2007年，美国出现了次级债务危机，并很快蔓延到其他国家，酿成了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欧美发达经济体推出了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这些国家公共开支剧增的同时，却面临着税收锐减的窘境，导致公共债务不断上升。
自2007年年底以来，发达国家的债务占GDP的比重已飙升了近21个百分点。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和拉动经济复苏，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仅在2010年就举债上万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世界著名的评级机构穆迪的一项研究发现，2007年到2010年全球公共债务将增加约15.3万亿美元，其中八成来自西方七国集团。IMF则警告，G20中的发达经济体到2014年的政府债务水平可能达到GDP的118%。
金融危机后首遭主权债务评级下调的国家是冰岛。2008年10月，冰岛主权债务问题浮出水面，其后是中东国家，由于救助及时未酿成较大的国际金融动荡。2009年12月，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宣布，将希腊的长期主权信贷评级下调一档，从“A-”降为“BBB+”。其他几家评级机构迅速跟进，也将希腊的主权债务评级做了相应地下调。2010年4月标普更将希腊主权债务评级降至“垃圾级”，债务危机进一步升级。除了希腊外，欧洲的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和西班牙也都债台高筑，危机四伏。
如果说希腊等“欧猪五国(PIIGS)”尚属于“二线”发达国家的话，那么法国、日本、美国等“一线”发达国家卷入债务危机，就无疑向世界经济扔了一颗“重磅炸弹”。由于受到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2009年和2010年法国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大大超过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3%和60%上限。令人担心的是，法国经济增长乏力，其自身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高达84.5%，恐怕很难为救助其他欧元区国家继续提供救助。
经历了大地震的日本也在劫难逃。由于灾后重建等特殊原因，日本政府的债务规模确实很大，占GDP两倍多，在发达国家中最高。日本在2009年、2012年以及2016年，其公共债务相对于其名义GDP的占比数分别为217%、232%、277%。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掌握的数据，日本正陷入1875年以来最严峻的债务危机。根据日本财务省于2月份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12月底，日本的国家债务余额已高达919万亿日元，比去年9月公布的数据增加约10万亿，日本国民的人均债务负担已增至721万日元。IMF预测，日本如果以现有的债务增加速度持续下去，2016年的公共债务率将高达277%，日本将成为发达国家历史上财政状况最恶化的国家。
在发达国家债务危机愈演愈烈之际，世界经济的“火车头”美国也未能幸免。次债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赤字大幅度上升，举债度日成为家常便饭，国债纪录屡创新高。截至2010年年底，美国联邦政府债务余额一举突破14万亿美元。到今年5月，美国国债触顶，开创了14.29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目前，美国财政赤字占GDP比重近10%，国债总额占GDP比重约100%，均为二战后最高水平。即使在两党就提高债务上限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标准普尔也无所顾忌地将美国主权债务的评级史无前例地从3A最高级别下调到AA+。一石激起千层浪，全球金融市场顿时剧烈动荡，股市更是跌声一片，令世人普遍担心世界会否陷入新一轮的金融危机之中。
发达国家陷入主权债务危机，不仅是国家信用蒙受巨大的损害，其实也是长期经济发展所积累的矛盾和发展方式扭曲所结下的恶果。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就席卷西方各国，这种思潮主张政府应该尽量少干预市场，主张大力减税。比如近十年来，美国政府多次推出大规模减税政策，大大缩减了政府的收入来源。与此同时，出于反恐和全球战略需要的军费开支出现了迅速增长。
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覆盖面扩大和保障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发达国家的财政不堪重负。许多发达国家都奉行高福利的社会经济政策，执政者出于选举需要，不敢对经济和社会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依旧维持高福利的社会保障，这就造成了财政上的入不敷出，多年来靠举债度日。即使是福利保障水平较低的美国，近些年来也大力推行全民医保计划，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计划费用的增长速度一直高于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到2009年，美国联邦财政支出中医疗卫生项目总额为7963亿美元，相当于GDP的5.6%。
发达国家债务危机也是对长期奉行“消费主义至上”理念的一次沉重打击。美国历来鼓励民众多消费，少储蓄。有资料显示，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一直在60%以上。进入新世纪后，则开始超过70%。金融危机爆发前甚至高达80%多。而全国净储蓄率则从上世纪80年代的9%左右一直下降到目前的负储蓄。
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发达国家的财政支出大幅增加，则是导致债务危机的直接原因。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美国奥巴马政府先后推出两轮量化宽松政策，其中也包含了上千亿美元的减税措施。在美国债务危机爆发后，第三轮的量化宽松政策蓄势待发，随时都有出台的可能。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发达国家陷入债务危机完全是咎由自取，是过度消费、盲目减税、片面追求高福利所导致的财政和贸易双赤字的必然结果。在经济增长乏力，税收来源减少而财政支出猛增的情况下，债务危机迟早都会爆发。
对中国而言，虽然目前尚无债务危机之忧，但却需要防范风险的远虑。在中国，主权债务规模相对来说并不太大。1981年我国恢复发行国债，当年的国债发行量仅为48.66亿元。目前，我国的国债余额总量约为10万亿元左右，占GDP的比重不足25%，远远低于国际公认的60%的安全标准。另一方面，我国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近些年都保持在20%以上的高速度，大大高于GDP的增速。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将在很长的时期内不存在着主权债务危机的问题。
但值得警惕的是，中国的地方债务问题却要严重得多，而且危害性不可小觑。根据有关数据，目前我国地方债务的总规模大约为10.7万亿，如果加上国债余额，那么中国的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就将翻一番，达到约50%，接近警戒线水平。更令人担心的是，一些地方的债务负担十分沉重，负债率超过60%甚至100%的也不鲜见。在一系列紧缩政策的打压下，地方政府资金来源不足，偿债能力下降，违约风险大大增加。
所以，和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债务危机不同的地方就是，中国主要的债务风险不是来自主权债务，而更有可能来自地方债务。当然，地方债务风险必然会对主权债务信用产生直接影响，也正是由于地方债务风险较大，国际评级巨头没有一家将中国的主权债务评级为AAA级。相反，他们不断提示中国地方债务可能诱发的经济风险。
另外，在中国的外债结构中，短期外债的急剧上升也对主权债务的安全形成了一定的隐患。短期外债是从境外借入的所有约定期限在一年以内的短期债务资金。按照国际标准，短期外债占比的警戒线是25%。根据国家外汇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末，我国短期外债(剩余期限)余额为4116.5亿美元，占外债余额的70.25%，占比连续八个季度上升，创下历史新高。虽然短期外债中贸易信贷和贸易融资占大部分，但人民币升值预期下大量的套利资金急剧膨胀，也会对我国的金融安全造成很大的威胁。
因此，对中国而言，目前应将地方债务风险的防范与治理作为当前的头等大事来抓，同时努力在人民币汇率改革上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面对新一轮金融动荡的冲击，只有练好内功，消除各种影响经济稳定发展的隐患，才能将发达国家债务危机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