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月来，关于欧元命运的争论不仅日趋激烈，而且日益带有末世论的色彩，已经成了全球不稳定的一个主要推力。欧洲共同货币能不能活下去?如今，像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这么一位大人物也出来宣称：它不能。
虽然是悲声一片，欧元却异乎寻常地坚挺，一改2010年夏天的颓势，这一段时间，欧元兑美元汇率基本稳定。这种稳定真是令人不解。
怀疑论者批判欧元的弹药充足。虽然欧洲各国政府祭出高规格危机外交和比以往还要复杂的新机制等“利器”，间或能安抚一下市场情绪，但怀疑浪潮很快就会卷土重来。在一日内，甚至短至几个小时，交易员会沉醉于稳定的幻觉，金融市场于是启动一轮兴奋然而短命的反弹。然后，他们又会清醒过来，看清现实：其实没什么大的改变，几周或几月之后，老问题会重新出现，而且变得更棘手。
各式各样的法律和宪法难题层出不穷：是不是有必要修改欧盟宪章呢?那在政治上是不可思议的吗?人们不得不承认，欧元区的治理无可救药。
然而，这些难题首先恰恰反映了一个问题 当年为什么要建立欧元区。市场动荡表明，需要某种制度性工具来确保汇率稳定性。建立国际货币是一个最自然的办法。
欧元的创设，原本就是为了抵御上世纪70年代早期固定汇率体系崩溃后、国际汇率不稳定的种种恶果。当年，只要美元一走弱，资本就会涌向其他货币，尤其是日元和德国马克。但本币升值造成的出口压力令这些出口导向型经济体不堪重负，所以两国都极力避免本币成为储备货币。
如今，美元失信的主要“受益者” 实际上是受害者 是一些规模远小于日本和德国的经济体。目前，资金流正在推高瑞士法郎、瑞典和挪威克朗、加拿大元和澳大利亚元，削弱其制造与服务业的竞争力，导致产业外逃。
在绝望之中，这些新避风港货币的管理者试图把本币同较大邻国的货币临时挂钩。而这种政策隐含危险，甚至可以说是自掘坟墓 这种挂钩会给货币狙击手提供一个显眼的靶子。
汇率乱局实际上会迫使较小的欧洲国家想办法同欧元联系得更紧。那正是上世纪70年代发生的情形，在第一波汇率乱局中，北欧和瑞士向欧洲汇率机制抛出了绣球。今日，这种策略会显得更有必要。
对另一些小经济体而言，欧元区成员资格的好处也很明显。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有幸分别于2007年和2009年初加入欧元区，恰好赶在金融危机关上欧元区扩大之门的前夕，后来，它们都享受到了那些未加入的邻国所没有的金融稳定性。
那些邻国的麻烦，一部分在于，国内借债成本过高，许多小借款人，包括许多购房者，纷纷转向低息的瑞郎贷款等融资方式，然后被瑞郎升值所重创。危机强化了一个教训：普通老百姓和小企业不应暴露于汇率风险中 这也正是建立欧元的一个基本考量。
甚至在一些较大的国家，人们也在重新估计加入货币同盟的成本和收益。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初，人们普遍认为英国的货币灵活性使它具有某种优势，是欧元区成员国如西班牙等国所不具备的。但西班牙的出口比英国的出口复苏得快，而由汇率所传导的通胀压力目前已成为英国未来货币政策的主要制约因素。
当然，欧元区的治理明显有问题。尤其突出的是，为了治理某些成员国的过高债务，其成本如何分摊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很容易得出结论说这事儿没人管：各国政府不管，效率低下的欧盟委员会显然也不管 在布鲁塞尔，欧盟各大国没完没了地扯皮。
但现实很诡异，欧元的失控状态恰恰是欧元的吸引力所在。跟美元不同，没有什么渠道可以向欧洲央行施压，让欧元贬值以提升某些国家的出口竞争力。欧洲各国政府也无权要求欧洲央行购买其国债。
欧元区的政治无能越是遭人诟病，欧元就越是一种免受政治操纵的货币，越是一种可靠的价值贮藏手段。当世界太平无事，市场信心满满，小国完全可以保留自家货币体制。当世界动荡不安，市场震荡不已，它们面临的风险就压倒了保持独立的需要。
因此，欧洲一体化方案的奇异坚挺也就不难解释。在惊涛骇浪中，许多木头结成木筏，总比一根木头来得稳健，即使这个木筏没有舵。怀疑与不确定的风浪越高，就越是需要共进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