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控制权的追求令中国有色失去了一次到手即可赚钱的买卖，中国基于“收购和拥有”的海外资源策略应该改变。
当整个世界都在为中国是不是应该控制稀土出口而焦虑时，至少有一家公司并不因此感到不安，甚至有些欣喜。
“全世界都在为即将来临的稀土短缺危机寻找解决方案，莱纳将成为中国之外的第一个新的稀土供应来源。”澳大利亚莱纳股份有限公司（Lynas Corporation Ltd.，下称莱纳）董事长（Executive Chairman）尼古拉斯·柯蒂斯（Nicholas Curtis）在年度报告中展望说。
“中国之外”“第一个”“稀土短缺危机”，即使是对于不甚了解稀土为何物的澳大利亚投资者，这些词语也足以引起浓厚的投资兴趣，过去几年里他们早已习惯了“中国需求”制造的资源价格上涨。11月9日，莱纳股价上涨6.35%，收于1.34澳元/股。仅仅在大约一年前，莱纳还挣扎在破产边缘，其股价一度跌至0.125澳元/股。
2010年10月的一天午后，在悉尼港湾附近一座写字楼的办公室里，莱纳首席顾问王鸥对本刊记者谈起莱纳起死回生的过程，亦悲亦喜。透过34层的玻璃窗，可以俯瞰美丽的悉尼歌剧院。不过，引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国有色）入股未遂这一过程，至今仍让王鸥五味杂陈。
老友出手相救
2008年，当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危机扩散到全球，澳大利亚是少数经济仍可称得上健康的发达国家。尽管如此，极度依赖外部需求的澳大利亚矿业也受到很大冲击，莱纳像大多数澳大利亚中小矿业公司一样，面临着资金断裂无以为继的命运。即使庞大如矿业巨头力拓者，也不得不转向财大气粗的中国寻找拯救者。当时，莱纳也找到了一个来自中国的白衣骑士——中国有色。
这并不令人意外。出身法国外交官家庭背景的莱纳董事长柯蒂斯，是最早到中国闯荡的外国冒险家之一。上世纪90年代，柯蒂斯离开澳大利亚麦格里银行，就是受当时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聘请，加盟从事交易业务。中国有色现任总经理罗涛，当时正是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人事教育部负责人。因此，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关于中国有色入股莱纳这一交易报道的标题是“老朋友来拯救莱纳”。如今，两个“老朋友”相遇，罗涛“慷慨地”同意向莱纳注资5.22亿澳元。
根据莱纳公告，中国有色当时计划以每股0.36澳元的价格、总价约2.52亿澳元认购7亿股新股，买入莱纳51%股份。此外，中国有色还打算从中国的银行为莱纳获得1.84亿美元贷款，用于后续项目建设。中国有色提供担保，成为莱纳的控股股东，持有莱纳51%股份，并且可任命四名代表进入莱纳的八人董事会。
莱纳前身是一家小型金矿公司，原名莱纳黄金公司，从1998年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上市，2000年利润只有260万澳元。柯蒂斯是在2001年6月联合其他投资者入股从而控制莱纳的。在此之前，从1999年7月起，莱纳已开始谋划与另一家矿业公司阿斯顿矿业公司（Ashton Mining Limited）合作开发位于西澳的韦尔德山（Mt WELD）稀土项目。2000年5月，莱纳黄金公司更名为莱纳股份有限公司，并联合安纳康达工业有限公司（Anaconda Industries Limited）从阿斯顿矿业手中买下这个稀土项目。柯蒂斯入主之后，全力调整公司的方向，集中开发韦尔德山稀土项目。从此，莱纳开始在自己的公司之前加上“澳大利亚稀土公司”的说法。
莱纳最初引述行业机构报告称，韦尔德山矿的金属推测储量包括1.45亿吨钽（Tantalum），2.73亿吨铌（Niobium），以及其他钛（Titanium）、磷酸盐（Phosphate）等，有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钽矿。
按照柯蒂斯的计划，最初希望将这些稀土运到中国加工，因为中国是稀土最大生产国。但是，一直到2005年，莱纳也只获得在中国成立合资公司的批准，而没有获得加工生产稀土的许可，原因是中国政府出于管制稀土出口的考虑，并不希望出现莱纳这样的两头在外企业。不得已，莱纳从2006年开始考虑在其他地方建厂，并选中了马来西亚。但是，工厂还没有建成投产，金融危机又打乱了柯蒂斯的计划。
2%的代价
金融危机之后，尽管对中国是否该到海外抄底有争议，中国的央企们却不想错过这个机会，纷纷出手收购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资源和能源资产。在海外资源开发者队伍中尚算年轻的中国有色，也在寻找机会。
中国有色前身是1983年4月成立的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对外工程公司，主要开展对外工程承包业务，在划归中央和国资委管理之前，隶属于有色金属工业局，2005年才更名为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海外资源开发成为其主业。
在此之前，中国有色在海外的惟一项目，是1998年6月通过参加国际竞标购得赞比亚谦比希铜矿85%的股权（赞方占15%干股），由此获得在赞比亚地表41平方公里的使用权、地下85平方公里的开采权，期限为99年。谦比希铜矿于2000年动工建设，2003年投产，投资1.6亿美元，设计年产铜精矿含铜5万吨，被中国有色称为“迄今为止中国在境外投资建成的、规模最大的有色金属工矿企业”。
获国资委认可从事海外资源业务后，中国有色加快了海外投资，先后在蒙古投资开发图木尔延敖包锌矿，在缅甸达贡山投资建设镍矿，2009年陆续收购了赞比亚卢安夏铜矿、澳大利亚特拉明矿业公司、英国恰拉特黄金公司（吉尔吉斯斯坦金矿），2010年收购了英国科瑞索公司（塔吉克斯坦金矿）。中国有色自称，在境外重有色金属资源量达到2000万吨，铝土矿资源量超过3亿吨，“成为中国境外开发有色金属资源最多的企业之一”。
与莱纳的交易眼看一切顺利，只面临最后一个大障碍——澳大利亚政府审批。从5月签署交易后，莱纳和中国有色就向澳大利亚FIRB（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提交了交易申请，可是迟迟没有收到回复。
在莱纳之前，中国国有企业对澳大利亚企业实现控股的只有一例——中国中钢集团对中西部公司的敌意收购。2008年9月，中钢以约12亿澳元全面收购位于西澳的铁矿企业中西部公司。就在这桩交易后，澳大利亚政府开始关注来自中国国有企业的投资。
此后，市场及业内人士都预计，中国企业控股澳大利亚资源公司的案例将很难再获得批准。中钢此后提出进一步全面收购默奇森金属有限公司（Murchison Metal Limited，澳大利亚交易所代码：MMX），澳大利亚政府仅批准中钢可收购默奇森最多49.9%的股份，这被解读为澳大利亚政府对中国国企在澳投资设限。中国有色试图控股莱纳，可以说是对澳大利亚政府底线的又一块试金石。
从5月之后，莱纳不断向市场报告，交易还在延期审批中。澳大利亚政府并没有完全否决这一交易，而是不断提出限制条件。据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报道，9月23日，中国有色收到FIRB指示，可以批准交易，但是要有两个“小的修改”：中国有色必须降低持股比例至50%以下，同时降低在董事会中的代表人数至半数以下。
此后一天，FIRB执行主任帕特里克·科尔莫（Patrick Colmer）在出席澳中投资论坛时发表演讲称，澳大利亚政府更加偏好各类合资形式项目，“特别是在绿地项目中持股50%和大型生产商中持股在15%左右时”，澳大利亚政府更易“接受”（comfortable）。澳大利亚媒体普遍认为，这是FIRB针对外国投资一条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不符合这两类持股要求的投资都很难获得批准。
《悉尼先驱晨报》报道称，如果中国有色接受修改后的条件，FIRB本希望24日当天也宣布批准中国有色与莱纳的交易。然而，报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FIRB低估了这次给中国方面造成的“羞辱”。中国有色方面此时已懒得再费周章。
9月24日中午，本刊记者在北京见到了莱纳首席顾问王鸥。他此前几天里一直在北京试图为扭转交易做最后一搏，却不得不无功而返。当天，莱纳发布公告称，中国有色中止了与莱纳的交易。
对于中国有色放弃这桩交易，王鸥至今仍非常不解，当天莱纳股价已涨至0.9澳元/股，远远高于中国有色入股价格。如果中国有色接受FIRB要求，略微降低持股至49%，此时账面盈利可接近5亿澳元。
“中国有色即使是买了再卖掉一部分也能把本赚回来了。”王鸥对本刊记者说。至于中国有色为何不愿接受FIRB修改条件，他的解释是，可能中方企业管理层认为修改交易条件很难再获得发改委的批准。
前车之鉴
中国企业在澳大利亚的收购由于控制权之争而导致错过收购机会，这并非第一次。今天，澳大利亚第三大铁矿石生产商FMG的崛起已成为搭上“中国需求”快车的神话，但就在几年前，FMG到中国寻求投资时也遭遇了与莱纳类似的经历。
当2003年，澳大利亚矿业投资冒险家安德鲁·弗里斯特（Andrew Forrest）提出开发皮尔巴拉铁矿项目时，不少人都认为是笑话。弗里斯特的计划与柯蒂斯类似，都是想利用中国资本、技术，不同的是弗里斯特的铁矿石更依赖中国需求。
从2004年开始，弗里斯特来到中国引资，屡屡碰壁。中国国家发改委最初不仅指定与FMG合作的中方企业，而且要求参与FMG工程的中方公司必须控股。一位知情人士曾向本刊记者透露，“发改委的要求是控股85%。”
最迟至2006年3月，弗里斯特还曾与国家发改委主要官员会面。一位参加会面的当事人说，FMG提出中国企业可参股20%，可是发改委有关官员仍坚持控股，要求至少占50%，并威胁不准中国的钢铁公司购买FMG的铁矿。
尽管没有能够获得中国国企支持，FMG依靠欧美资本以及少数中国民营企业资本的支持，在短短几年里建成投产，眼下年产量已达到4800万吨。2009年4月，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华菱）出资12.718亿澳元入股FMG，持股比例达到17.40%左右，同时获得FMG一个董事会席位。
华菱当时入股价格为每股2.48澳元，目前FMG股价在6.6澳元左右，华菱此次投资获利颇丰。而华菱交易之所以获得中国政府审批部门放行，一位参与交易的知情人士认为， 与其湖南国有企业背景不无关系，“湖南省政府方面做了些工作”。
按照曾在必和必拓工作20多年的前必和必拓中国总裁、澳大利亚喀里多尼亚（Caledonia）亚洲基金执行董事长戴坚定看法，中国政府审批部门和国有企业对控制权的追求，是基于一种“收购和拥有”（buy and own）的策略思想，而这种策略应该改变。
戴坚定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认为，中国应该从目前基于收购和拥有的策略改变成“吸引”（inducement）策略。目前的策略是基于这种想法，即“对中国来讲，收购和拥有资源项目是获得原材料和能源保障的最佳方式”。许多中国公司非常钟爱这一策略，因为这样可以让他们利用政府对稳定供应的担忧，实现海外扩张。
可是，大多数中国公司并没有太多全球商品市场或资源项目的经验，或者是在其他国家当投资者的经验。因此，“收购和拥有”策略代价昂贵。戴坚定认为，一种长远来讲更好的方式，是采取“吸引”策略，即用长期协议和贷款来吸引其他国家和公司提高产能。在这种基础上的产能建设，意味着价格会比较低，中国的原材料用户将可以有广泛的供应选择。
“这也是日本从上世纪70年代采用而极其有效的策略，我认为中国应该很认真地研究这一选择。”戴坚定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