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这种阵痛的突破口，在于政府角色的转型
为什么历次紧缩政策必然带来中小企业周期性地陷入“钱荒”?为什么大企业、大项目总是能得到优势的金融资源?为什么草根金融机构发展总是步履蹒跚?
这些问题不断地困扰着人们。经济学家们认为，这些问题与金融的二元结构相关联。按照经济学家的定义，金融二元结构指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并存。但在中国特殊的经济结构和金融体制中，金融二元结构又自然而然地与企业性质发生了联系，大企业、国有经济更受体制内的正规金融青睐，而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往往只能与草根金融挂钩。
为了探究金融二元结构的真相，本报记者对金融二元结构带来的结构性融资矛盾和现象进行了深入的采访，以剖析这些矛盾的内在原因，寻找破解这些矛盾的可能的路径。自今日起，本报将连续推出“透视‘金融二元结构’现象”系列报道，敬请读者关注。
企业倒闭现象又现东莞。日前，当地资深玩具企业“素艺”和纺织企业“定佳”突然倒闭，东莞业界一股“制造业寒流”再一次侵袭。业内人士认为，由于人民币升值、工资提高、原材料上涨这三大因素短期内难以消除，本次寒流或将甚于2008年。
在江苏省吴江市这一国内知名纺织产业聚集区，中小纺织企业主向《经济参考报》记者抱怨道：在原材料和用工成本高涨、利润率被挤压而融资成本又大涨的压力下，有些小企业艰难存活，有些选择了停产，有些借了高利贷不知能撑到何时，还有少数资金链断裂破产。
《经济参考报》记者日前赴江苏、浙江两省采访得知，尽管中小企业对就业的贡献占比达85%至90%，但其所获得的资金支持却严重脱节。本来在正常的经济环境下中小企业就面临融资困难的问题，一遇到政策紧缩，融资就更加难上加难。“无论是现在，还是2008年、1998年……历史上历次紧缩政策出现之时，最先‘牺牲’的总是中小企业。”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郭田勇接受《经济参考报》采访时说，我国中小企业就像患上了周期性“紧缩症”，而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正是我国日益突出的金融结构“二元化结构”——有限的金融资源总是投入到政府倾向于要发展的大企业、大项目中去，中小企业不可避免地周期性陷入“钱荒”。
“宽松政策环境下，我们积极扩产，跟大企业一样在创造价值;但紧缩时，却总是第一批倒下。”在江苏省吴江市，一位陷入困境的中小型纺织企业老总对记者说。
“2009年至2010年纺织企业疯狂的增加设备投入，特别是去年棉花价格涨到两三万一吨的时候，还有人在排队购买棉纺机器。当时一度到了交定金等半年后才能拿到机器的程度”。江苏恒力化纤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温浩说。
与这种热度相反的却是紧缩环境下的国内外需求减少和融资形式的趋紧。吴江市中小企业局副局长沈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从江浙两地化纤行业来说，2011年新增产能达到60%，而我们的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国内外需求却没有出现大幅增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用“被超调”来形容中小民营企业在紧缩环境下的境遇。他表示，目前中国经济局部出现超调的可能性较高。企业从金融体系获得的真实资金利率才是企业真正感受到的紧缩压力，而非官方利率。从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两个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看，民营企业获得资金的成本基本和2007年、2008年差不多，但当年的实体经济比现在强很多，如2007年GDP增长14.2%，而且外部经济增长强劲。“所以这一部分紧缩力度比较大，如果以这样的力度持续下去，对部分企业会造成较大冲击。”他说。
《经济参考报》记者拿到的一份温州银监分局提供的资料显示，温州市经贸委近日对企业资金面调查发现，认为当前资金面偏紧的企业占了42.9%，企业资金缺口平均约为10%，而企业的贷款满足率仅57.4%。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一边是不断收紧的货币政策，另一边是中小企业对资金的饥渴，这使得中小企业资金来源更偏向民间借贷。
温州市金融办对350家企业的抽样调查显示，一季度末，企业运营资金构成中，自有资金、银行贷款、民间借贷三者的比例为56：28：16，银行贷款占比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2个百分点，与年初相比下降4个百分点。而民间借贷占比则逐步提高，分别比去年同期、今年年初提高了6个百分点和4个百分点，在资金流向上与银行贷款形成此消彼长的局面。
“这种情况下，小企业资金链条相对更为脆弱。”温州市银监分局主监管员周青冥介绍，近期中小企业资金需求量大，融资难度有所增加，融资成本普遍上扬，企业应收账款回笼周期有所延长，资金周转趋于紧张。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采访时发现，鉴于银行在我国金融体系中的主要作用，其对于中小企业的“紧缩症”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尽管各银行经常宣传其给予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但说一套、做一套，银行有限的贷款额度在紧缩环境中总是以更明显的倾向性流向大企业客户和政府项目。
“我们去浙江的银行业进行调研时发现，上半年来找银行借贷款的中小企业客户数量是去年的2至3倍，而各银行放贷却比去年更谨慎。”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郭田勇对《经济参考报》表示，虽然中小企业融资难在各国都是普遍现象，但是现在中国的反映比较突出。
根据浙江省温州市金融办近日对350家中小企业的抽样调查显示，18%的企业资金链十分脆弱，并有可能成为银行抽贷的对象。同时，25家成长型小企业从银行融资只有1.33亿元，占24家重点骨干企业银行贷款的18.5%。
“现在各银行都要求企业贷出款来后马上要再存进银行，然后用存单做抵押再贷出来一次，这使得企业融资成本翻番，年贷款利率约为12至13%。而一般中小企业的平均利润不超过10%，承受不了这么高的资金成本，对银行来说，它们的风险就更大了。”上述银行客户经理向记者表示。
为什么经济政策一紧缩，民营和中小经济体就遭殃?民营和草根金融机构发展总是受到排斥?
郭田勇认为，这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腾飞过程中必须要经历的阵痛，而突破口就是政府角色的及时转型。郭田勇用金融压抑论来解释中小企业“紧缩症”的内在原因：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金融压抑——在经济腾飞追赶阶段，政府扮演的角色比较重要，其需要控制有限的金融资源，把钱投入到政府倾向于要发展的产业和项目中去。
“而金融压抑的结果就是，政府要把国有和政府项目获得资金的成本压到最低，因此对金融机构利率水平有一定压制，这就出现了实际利率和金融机构名义利率之间的缺口，不与政府项目和政府投资目标一致的民营和中小经济体只能承受更高的实际利率;在此阶段，为后者服务的民营和草根金融机构的发展也必然受到排斥——金融二元结构不可避免。”
如何走出金融压抑的怪圈呢?郭田勇认为，经济经过发展突击阶段之后，政府力量要逐渐淡出的，要把推动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交给市场本身，交给民间资本和社会资本——我国提出的调整经济结构，实现内生性增长就是这个道理，也就是所谓的金融深化。
“从金融压抑到金融深化这个过程中的难点是政府的转型。”郭田勇说，目前政府不愿交出指挥棒的原因比较复杂：首先，政府倾向于认为它比市场更高效;第二，政府担心它一旦放手，经济会否出现塌方;第三，交出指挥棒的政府权力将被大大削弱，无法处于强势地位……这些都是令中国金融二元结构问题悬而未决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