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普尔公司5日晚下调美国信用评级后，立即引起奥巴马政府强烈反弹。美国白宫和财政部6日称，标普的判断依据有严重错误，其对美国信用所作降级判断“因一个2万亿美元的误差而存在缺陷”。标普公司6日不同寻常地召开新闻发布会，为其降级决定进行辩护。美国媒体在进行相关报道时，均注意到了中国的反应，并特别提及8月3日，中国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公国际”)就已宣布将美国的本、外币国家信用等级从A+下调至A，展望为负面。就在此后一天即8月4日，美国股市出现“雷曼式”暴跌，道指收盘重挫512点，跌幅创下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之最。
大公国际掷地有声
美国国会数日前虽就政府提高债务上限通过了决议，但没有改变美国债务增速超过经济和财政收入增长的总趋势，刚刚翻过一页的美债危机事件只是美国政府偿债能力进一步下降的拐点。上周末全球股市一片恐慌更加证明了大公国际的这一判断。
大公国际在阐述下调美国信用等级时列举了四个理由：美国政党之争所暴露出的政治体制弊端表明美国政府难以从根本上治理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美国债权人利益安全缺乏政治经济制度保障。其次，美国提升债务上限暂时避免了政府债务违约，但并没有改善国家债务偿还能力，政府债务负担加重将推动美国主权债务危机继续深化。美国国会批准提高政府负债限额，进一步表明影响国家偿债能力的诸多因素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出现积极变化，本国财富创造能力与国家巨额消费严重失衡的局面不会出现根本改变，偿债能力下降与债务负担上升矛盾的积累增加了爆发主权债务危机的必然性。再次，美国财政赤字削减速度远低于新增债务增长速度，收不抵支的财政政策必然继续推动美国政府债务水平不断上升。最后，美国国会并没有就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国家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形成有建设性的决议，表明美国政府不可能通过增加真实财富创造解决低经济增速和高财政赤字及债务持续攀升对偿债能力的根本性影响，国家偿债能力下降不可逆转。
大公国际下调美国国家信用等级在美国引起密切关注。《华尔街日报》以“美国AAA评级遭到质问”为题对此进行了报道。《纽约时报》在相关报道中回顾说，大公国际于2010年7月对美国国家信用等级初次评定为AA，同年11月9日将其信用等级下调至A+。今年7月14日，大公国际将美国国家信用等级列入负面观察名单，并表示如果在观察期内仍未出现实质性改善偿债能力的重大事件，将适当下调其信用等级。
曾经担任美国国会众院议长博纳助手的经济学教授帕特里克·乔瓦克说，大公国际对美债的许多关切是有根据的，其观点为全球许多投资者所共识。美国“金融路线图报告”出版物主编哈钦森认为，大公国际所列举的4个理由“符合逻辑，令人信服”。曾在里根和布什政府内担任高级政策顾问的布鲁斯·巴特利特认为，大公国际的最新宣布毫不奇怪，中国对于美债质量早已表示关切。去年，大公国际就已将美国国家信用降级。不久前，大公国际又因美国实际偿债能力和偿还意向提出疑虑。
垄断机构屡遭批评
华盛顿的政客们就债务危机演绎了一场被斥为“不负责任的政治游戏”后，其妥协的结果将把美国推入另一场噩梦。美国提升国债上限所表明的是法律允许美国政府继续以借新债还旧债的方式维持国家机器运转，暂时避免了发生债务违约，但绝不代表美国实际偿债能力的提升。在政府已超出偿债能力的情况下再次提升债务上限，实质上是偿债能力下降的表现，美国主权债务危机依然存在。大公国际的一声呐喊恰如指出了那件虚无缥缈的“皇帝的新衣”。
此间有媒体指出，大公国际调降美国信用等级，使得西方主要评级机构看起来“行动迟缓”、“失信于人”。更有分析指出，垄断了国际评级市场的标普、穆迪、惠誉三家机构在美国债务危机过程中扮演了“大佬护短”、“隔靴搔痒”、“戏演双簧”的角色。有着百年上下历史的标普、穆迪和惠誉公司均创建于美国。多少年来，这些公司在国际金融界呼风唤雨，不可一世。但近年来，这些公司屡遭“双重标准”、“不公正”等批评。人们看到，这三大评级机构在对欧盟和中国连连发难之时，却无视美国的债务问题。相比于对一些欧盟国家信用的直接降级和对中国的“红旗”警告，它们对美国的警告看起来无异于逢场作戏。美国评级“大佬”的颐指气使曾令欧盟声言“自立门户”。
奥巴马签署提高债务上限的法案后，惠誉率先表示，将维持对美国主权信用的AAA评级，仅仅保持对其评级前景的负面展望。随后，穆迪也发表声明，决定维持对美国国债的AAA评级。在美国两党为债务上限问题争吵之时，这三大评级机构中仅有标普曾将美国AAA信用评级前景由稳定降至负面。在全球股市出现重挫的情形下，8月5日，标普不得不宣布调降美国AAA主权评级至AA+，评级展望负面。
早有论者指出，自1949年穆迪给予美国政府AAA等级以来，这一信用等级就从未有过变化，正是这样一个最高信用级别使美国可以很容易借到钱。1985年美国由债权国变为债务国，随后又沦为净债务国，债务规模越来越大，偿债能力日益下降，但评级机构并未向投资人及时披露其信用风险变动情况，依然维持其最高的信用等级，这种错误评级信息引导全球资本流向美国，为美国政府增加负债提供了条件。
掌控国际评级话语权的美国评级机构为了维护本国利益而不能客观揭示国家信用风险，助长了美国主权债务危机。不仅如此，这些评级机构在美国国内行为的“公正性”也早已遭到质疑。2009年11月，美国俄亥俄州政府就曾起诉美国三大评级机构，指称他们提供错误的投资评估，导致投资人最后损失数亿美元。该州总检察长科德雷说，三大评级机构给摇摇欲坠、价值暴跌的抵押贷款证券最高评级。一些企业员工退休基金在那些获得高评级的投资上损失了4.57亿美元。科德雷说，发行有问题证券的公司付钱给评级机构，而评级机构则以做出不准确的评级结果来避免得罪其客户。除俄亥俄州外，近年来，加利福尼亚、纽约和康涅狄格等州也对三大评级机构提出批评并进行调查。
新兴国家推动改革
美债危机的闹剧再一次令世人迫切感到，要制定客观、公正、合理、统一的主权信用评级方法和标准，使有关评级结果准确反映一国经济状况和信用级别。在这一努力进程中，成为改革国际评级体系重要推动力量的中国越来越受到瞩目。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尼兹高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鲍泰利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显而易见，大公国际调低美国国家信用等级的举动表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力求在国际评级体系中赢得更多的话语权。这一进程已经开始。专事财经报道的美国胡里克新闻网8月3日刊载署名为卡拉法蒂斯的文章认为，大公国际的评级表明，世界经济力量和影响正从西方转向东方。亚洲经济大国在世界经济进程的形成和意见领域正逐渐赢得越来越多的话语权。
2010年9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拒绝了大公国际成为全国认可的统计评级机构的申请，这是美国自2007年有关申请程序规定生效以来第一家被拒绝的公司。此间有媒体指出，由此可见，新兴经济体不仅要关注主权财富的增长与国际金融组织中投票权的提升，更应关注国际金融体系的立身之本——信用评级的治理。
国际评级体系的改革进程势必荆棘载途。美联社在一则相关报道中就有些酸溜溜地说，“少为人知”的中国评级机构将美国国家信用等级从A+降为A，这一举措不太可能影响美国借贷，但反映出华盛顿的债务争斗在全球引来的悲观情绪。一位署名“迪姆”网友就此回复道，你们这些美国的宣传者们是否读过任何中国或亚洲的出版物?大公国际不是一个“少为人知的中国评级机构”。不能因为你们从来没有听到过，就意味着不值一提。
本网视点：中国有句俗话，“乱世出英雄”，在目前欧债危机不断恶化、美国不断出“幺蛾子”，三大国际评级机构“助纣为虐”的情况下，大公国际或将趁此机会，在国际评级市场占据一定位置。而且，大公国际对美国信用评级的下调早于其他评级机构，也将为大公国际在国际市场上赢得声誉。对于中国来说，如果大公国际能够在国际上站稳脚步，我们或许将改变“被评级机构无理下调，却无理反击”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