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价的回稳使得市场对于货币政策“微调”的预期进一步加强，但中国通过放松货币政策的方式来刺激经济的做法必须慎重，不要轻易放松货币政策。
我们还是看看历史的教训吧。2008年11月份开始，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央政府采取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按照决策者最初的估计，2009年的信贷总量应该在5万亿多一点，而结果却是2009年前6个月信贷总量就超过了7万亿，全年的实际信贷总量超过了11万亿(统计口径是9.5万亿，还有2万多亿在银行表外账户)。“适度宽松”变成了“极度宽松”。
为什么“适度宽松”会演变成事实上的“极度宽松”?
这与中国国情有关，最重要的原因是地方政府没有严格的预算约束，而银行缺乏严格的风险防范机制。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强烈的投资冲动不仅来自做出政绩的需要，其中很大的动力来自寻租的需要。按照现在的政府控制体系，地方人大对本级财政有预算控制的权力，但事实上这种控制权力没有落到实处，地方政府可以毫无节制地设立“融资平台”到银行贷款，而这些贷款很多都有地方政府的财政担保，成为地方财政的或有负债。有些地方财政的或有负债超过了当年财政收入的十倍，财政预算的功能基本上是虚设的。
强烈的投资冲动和预算软约束成为地方政府现状的真实写照，而商业银行由于股权结构(四大银行都有国家控股)等因素的影响还没有成为风险自担的金融实体，在很大程度上商业银行是政府的附属物。在此实际背景下，控制和引导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就成为中央政府永恒的主题。这里的所谓“控制”主要就是对于货币与信贷的控制，保持信贷与货币的合理增长是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底线，如果中央政府不控制这个底线，则一定会“洪水滔天”!
当前，希望放松货币政策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市场利率高企，很多中小企业的融资出现困难，有些地方还出现高利贷热潮。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民间的高利贷行为，出现企业的资金链断裂，最重要的原因还是2009年前后的宽松货币政策。在宽松货币政策的刺激下，全国上下大干快上，投资出现井喷，而投资井喷之后又倒逼信贷的进一步增加，如果信贷扩张不能赶上投资的扩张速度，则资金必然紧张。因此，要解决民间高利贷现象，只有一条路——压缩投资。
1993年6月开始的宏观调控后，也出现过类似的高利贷、乱集资、炒资金、银行乱拆借资金等现象，当时的应对手段就是坚决控制不合理的投资项目，尤其是压缩房地产投资。当然，代价是高昂的，出现了广东国际信托破产、海南发展银行倒闭、中农信倒闭等金融机构破产清算的一系列麻烦事，政府为这些机构的清理整顿至少花费了2万亿的资金，这些都是那一次宽松货币政策的代价!正是这些高昂的代价，使上一届政府一直死守货币与信贷的政策底线，即使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仍然没敢实施“宽松货币政策”。
总之，面对国内外市场和舆论的压力，我们应该以史为鉴，守住货币与信贷的政策底线，切不可再蹈2009年的覆辙。
